又一个WordPress站点

强孩纳从中西古典哲学的大学空间看国际化大学的理想格局(讲演稿)-青岛大学文化旅游高等研究院

作者:admin 2014-07-13

从中西古典哲学的大学空间看国际化大学的理想格局(讲演稿)-青岛大学文化旅游高等研究院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
感谢于冲先生的推荐,感谢青岛大学的厚爱,让我今天有机会站在浮山讲堂,和大家共同探讨与人类共同命运息息相关的大学之道。
十分有幸适逢浮山讲堂第80期,在我看来,这个八,是八仙过海的召唤。这座富有诗意想象的浮山,在青岛人心目中,是文峰山,而文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就是文曲星的所在,是我们人类理想可以达到的仰望星空,与神对话、与仙同行的智慧高峰。不仅如此,文曲星作为中国的智慧之仙,如同西方的智慧之神,从来就是大学之道的化身,是大学的保护神。
站在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地,我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愿我今天的无知,没有亵渎智慧的神明。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浮山,各地也都有自己的浮山的传说,其中有一种说法:浮山在尧舜的“大洪水”时期,承载着我们的先祖,从海上漂浮而来,随水高低,安安无恙,这简直就是东方版的诺亚方舟。
的确,人类文明大都可以追溯到大洪水,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因为我们有一座人与自然共命运的“浮山”——这个智慧、幸福、理想的所在,也是集人类知识与智慧于一体的大学的所在。
因此,请允许我以这样的浮山语境,来开始今天的大学讲题,这涉及四个关键词:
理想:理想是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智慧猜想,梦想是想要得到什么的功利渴求。理想从哲学上说,不是用来实现的许君一生,而是用来衡量现实梦想价值的试金石。对于任何一个大学生来说,最应该具有的是人类理想而不是人生梦想。
哲学:哲学是任何一所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基石。在中西古典哲学家而言,所有哲学问题都归结于公正、幸福、和善,而这正是大学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美德,因此,大学也一定(要)是美的。
城市:城市是大学之母,大学是城市之魂。通俗地说,大学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作为城市精神中心和文化地标的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城市共存共荣。大学与城市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要么用规划大学的方式建设城市,比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要么用规划城市的方式布局大学,比如德国的海德堡和美国的哈佛。唯独不宜做的是,建设一座只是大学的大学(城)。
空间:空间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但空间也可以是一种无限的时间性存在——一所大学如果能够自觉地建基于智慧与美的古典哲学,就有可能超越有限的物理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局限,与哲学一道永恒而长青,与人类文明一道不断更新而复兴,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和齐国的稷下学宫,二者都是最好的明证。
这四个关键词,咋看起来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国际化大学建设毫无关系,但我想借助它们,从根本上试探着回答我们每一所大学在校园规划建设中都会碰到的两难问题:
第一,大学是神圣而权威的,因为大学是追求科学和真理的知识殿堂;但大学同时也是自由和艺术的,因为没有自由和艺术,就不可能有对科学和真理的美好追求。
第二,大学是国际化的,因为大学传播的知识是无国界的,是全人类共享的;但大学又是本土化的,因为大学首先要服务自己的社区、城市和国家。
第三,大学是现代而创新的,因为大学是人类知识不断更新的创造性源泉;但大学又是传统而保守的,因为传统是大学崇高的灵魂,而保守有利于守护大学的传统灵魂不被庸俗化为市井江湖。
面对这三大难题1万泰铢,结合两个例子,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主要结论有三:
第一,国际化,是现代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本质要求,而国际化大学校园的理想布局,一定是世界的缩影;
第二,公认的世界级大学,其校园营造,一定是古典哲学的“大学之道”的创造性体现;
第三,个性化的世界级大学,其特色校园,一定是无条件开放的——首先是向所在社区开放,并因此成为所在城市的一个普通社区而非市民与游人不得自由出入的特区和禁区。很难想象,一所不能向所在社区开放的大学,能够是一所向世界开放的大学;更难理解,一座城市孤岛形态的所谓“大学城”,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的大学。
以上结论,在我看来,不仅适合大学,也适合各地还在轰轰烈烈地建设中的城市和小镇。这是因为,如关键词所定义,大学的空间,其实就是城市空间。同样,哲学地说,任何一座城市,都应该,像建设大学一样,进行古典哲学指导下的理想化规划设计,如果不是这样,城市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城市和没有灵魂的人一样,不值得人们热爱,当然不值得人们追求。
补充说明一下:我今天着重讲大学建设的规划布局应该是什么样,旨在务虚;而根据这一“应该是什么”的哲学指导,一所理想的大学的规划建设,究竟可以怎么做伊比呀呀,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问题,对此,我们青岛大学文化旅游高等研究院有专门的研究和技术支持,我这里有一份由副院长艾轶峰先生主持的成果报告,可以给大家浏览一下,我相信以后会有机会请他来给大家作专题汇报与交流。
开放式大学规划建设研究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及问题背后的问题
毋庸讳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知识国际化的结果;不仅如此,世界上任何一所现代大学,从一开始都是世界性的——传播世界体系的知识,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不断再构。我们青岛大学的前身德华大学(1909)以及在其前后创立的北京大学(1898)和清华大学(1911)都是最好的例证。

德华大学,又称(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德国和中国合办,1907 年始建,1909 开学,1914迁并于上海同济大学。
在经历了现代大学百年发展之后,中国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可以说是进步,也可以说是回归——中国大学的评估标准,重新与世界接轨,也因此更加具有国际化的普遍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国家战略,显然,这要求我们的大学中人,无论你是否愿意,也无论你是否想要争创一流,你都要更多地从世界大学的共性来理解“自己的大学”,从世界大学的公认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科”。
那么,世界上的大学有共性吗?世界的大学及其学科有公认的评估标准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有,而且“双一流”国家战略的说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共性及公认标准,并没有,也没有必要,打上“世界”或者“国际”的明确标记;更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标准化的法定文本。换言之,世界各国大学的客观的共性和主观的公认标准,它们只是、并且只能是,或者不那么武断地说,它们更多地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常识而存在,潜在地引导着世界各种大学的发展“殊途而同归”,而最终影响这种“殊途同归”常识判断的,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条捷径——通过找到中西大学的古典哲学根基,就能抓住世界各种大学的共性及其本质,当然,前提是,中西古典哲学关于大学本质的智慧认知,本身具有“殊途同归”的特质。所幸的是,吴幼坚就我所知,世界现代大学的确可以在中西古典哲学中找到他们共同的基因。
这里的“中西古典哲学”,是指狭义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先秦哲学。的确,我们今天能够都读到的这些古典哲学文本,事实上大多是距离古典时期几百年后甚至上千年后的整理本,尽管如此,古典哲学的光辉,依然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照耀我们在大学之道上一如既往地前行。
在这里,我仅从中西古典哲学的“大学空间”,来探讨一所“不得不”、“不能不”国际化的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学格局?这个格局,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物理空间的校园布局,然后是学习氛围的环境营造,最后是超越时空的世界精神。
我今天重点讨论第一个方面:世界大学校园布局 的古典哲学底蕴,就教于各位。为此,我将分别引用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向新世界呈现的《雅典学园》;一个是在座各位耳熟能详且为之骄傲的稷下学宫。前者可以说是艺术化了的西方大学的理想蓝图,后者可以说是理想化了的中国现代大学的前世记忆,二者都基于不同但是相通的古典哲学,换言之,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大学之道的哲学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而这种哲学本底的一致性,又都是通过艺术和美的校园空间格局展现无遗。
第二部分:案例分析与启示
先让我们来欣赏拉斐尔的《雅典学园》

1508年,年仅25岁的拉斐尔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来到梵蒂冈,应邀为教皇宫廷绘制壁画。1517年,他接替恩师布拉曼特成为圣彼得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大约于1509-1511年间,拉斐尔完成了分别名为《哲学》、《神学》、《诗学》和《法学》四组壁画太监五虎,其中《哲学》即《雅典学园》最为著名。
这幅旷世巨作,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中心,不可思议地云集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时期到文艺复兴时代跨越1000多年的五十多(57个)位世界级杰出学者,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以哲学为基础的各种自由学术: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他们“接受”拉斐尔的“艺术邀请”,齐聚在智慧女神和光明与人类文明保护神的麾下,共同构筑人类探索科学、真理和美的恢弘殿堂——雅典学园(Platonic Academy)。
这座由柏拉图在公元前335年的雅典创设的“大学”,通过千年后拉斐尔的文艺复兴式演绎肖菁菁,成为人类理想的大学的最美象征和规划建设大学的最好范本,它所定义的大学法则 和大学精神,对世界大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西方世界任何一所略微知名的大学(或许还有中国的一些大学),无论他们是否见到过这幅画,也无论他们是否刻意参照过这幅画,其校园建设,都有这幅画的影子——或者是校园格局、校园建筑,或者是学科建设、办学理念,或者是学术氛围、学校风格,或者古典而保守,或者现代而新锐,无论怎样,都无法逃避《雅典学园》的影响。当然,只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就不会逃避。

《雅典学园》的整个构图,采用了透视法——用绘画的二度空间,呈现出建筑的三度空间,引导人类探索的目光,指向无穷天际的纵深,穿越时间,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样的多维空间格局,正是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值得追求的知识之美的绝佳境界:恢弘而崇高,典雅而优美。
《雅典学园》中的殿堂建筑,是真理之光和知识之美的完美结合,以明亮的黄色系为主基调,其拱顶结构绝对对称,这不仅是为了均衡而稳定,也是为了透视而聚焦。
与此相应,画面下半部分是横平的台阶,这条水平横线,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衬托哲学大厦拱顶的崇高,另一方面,其正中点与拱门的中心点上下对应,交叉为十字轴心,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位于这个非凡的轴心之上,只有通过他们——哲学的化身和知识的象征,才能透视深邃的时空。
但是,过于均衡对称难免刻板,过于均等平直无异于平庸,这不符合大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法则——自由而独立,多元而和谐。因此,拉斐尔采取了另外两种构图,用来活跃画面,让建筑和人物都能够生动起来。办法之一,是将轴心左右两边的人物,作非对等排列:台阶右边人少而疏,左边人多而密绵绵思远道。

办法之二,是将多层台阶上的人物,分成一个个(11个)独立的群组,同时以横卧的“S”形,对这些看似散乱的群组单元进行有序布局。这就打破了台阶所象征的等级界线,弱化了轴心所代表的学术权威。

这样一种浪漫而不失神圣的绘画构图方式,对大学校园的规划布局与建筑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用一句中国美学的术语来说,可谓“形散而神聚”。形散,所以气韵生动;神聚,所以纲举目张。用一句西方格言来说,可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任何一条道路,只要始终对准既定方向,无论多么狭窄曲折,都可以达到神圣境界,并非只有笔直的通衢大道才行。这样的认识,与中国美学的“曲径通幽”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神写照”,“悟对通神”(顾恺之),艺术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形与神的传通。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形与神作为哲学范畴的一对概念,是中国老庄哲学的精华所在,被黄老之学的代表著作例如 《淮南子》引入艺术哲学,又在老庄之学再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被刘勰的 《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 等演绎为艺术美学,同时经过顾恺之等杰出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和园林艺术家们的艺术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美学的第一要义——神,作为“君形者”(刘安),是艺术的灵魂。这样的观点,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表述为“灵魂是统治者和主宰”。可见,西方艺术的法则与中国美学的旨趣,二者之间,其实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截然不同,水火不容。
顺便提一下,喜好《道德经》和太极八卦的学人,不妨读一读《蒂迈欧篇》,这部被拉斐尔放在《雅典学园》中柏拉图手中的作品,试图论证造物主怎样用有理智的灵魂创造了尽善尽美的宇宙(天),其中有许多推演,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而运转的元气太极图式惊人地相似。无论你最终是否认同我的这种感受,但至少你会更加自信——因为你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心灵上自古就是相通的,同时你会更加谦卑,因为你知道了并非只有中国人才用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来解说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神和人的一切创造。
如果说,在处理形神关系上,中西方艺术家的创造真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西方的艺术家(集哲学家、艺术家、建筑家于一身)更善于将形散神聚的法则人性化地运用到作为公共空间的城镇和社区(大学也是城镇和社区)的规划设计中去,而中国的艺术家更乐意将这一法则运用到自得其乐的诗画园林。
行走在意大利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小镇,不难发现,拉斐尔在《雅典学园》中处理形神关系的手法随处可见,有严格均衡对称而神圣的建筑,但没有均衡对称而庄严的街道。这样的情景,也常见于西方大学的校园:可以有四平八稳的主体建筑,但很少有端坐于整个校园中心轴线的中心建筑,换言之,某一座建筑或建筑群可以有自己的中轴和中心,但整个校园社区的道路和建筑单元却是自然而散漫地“随意”分布的。
下面,让我们暂时“离题万里”,到文艺复兴的老家意大利看看,拉斐尔在《雅典学园》中张扬的这种“去中轴化”、“去中心化”而又不失其灵魂主导的人文主义艺术精神,是如何运用在城市化的大学和大学化的城市的。
《从文艺复兴理想的大学之城到乌托邦式田园小镇》

让我们重新回到《雅典学园》上来。在画面的轴心聚焦点,是古希腊哲学的两位灵魂人物——柏拉图用手指天,那里是他信仰的真实的理念世界,是心灵的居所;亚里士多德用手指地,他更加关注人世间的幸福和秩序。
这两位有着师生关系的古典哲人,从遥远的天际一路走来,且行且辩论,似乎要用他们各自手中的代表作《蒂迈欧篇》(宇宙是活生生的神/造物主自身)和《伦理学》(至善即幸福),共同为人类知识大厦奠基,在智慧女神和艺术保护神的见证下,为人类所有追求科学、真理和艺术之美的大学,举行庄严的哲学奠基礼。这一情景的深远寓意,如同玄妙之道,难以一语道破,不过,它也不妨简单地解读为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格言:“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确,世界上真正的大学,无一不是有着厚实的古典哲学基础和高远境界的审美追求。
如果在座的各位可以原谅我的牵强附会的话,我会说,《雅典学园》里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两人的关系,与我下面即将要论及的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黄帝与老子的关系极为相似。黄帝务实,老子务虚;黄帝有为,老子无为;黄帝重科学技术,老子重哲学精神,二者合而为黄老之学,无为而无所不为。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第一所大学——几乎与柏拉图的雅典学园(约前385年-公元529年)同时创办的稷下学宫(约前370年-前221年)及其哲学背景:黄老之学。
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历史上可资考据的信史出奇地稀少,后世对它的认知,具有很大的传说成分。一般认为,稷下学宫的命运,与前 386 年“田氏代齐”后的齐国大运息息相关,其创立的时间,大致为齐桓公田午时期的前370-前360年之间,经历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和齐王建,先后跨越六代,历时约150年,到前221年,随齐国亡国而终结。

上图为临淄齐国故城遗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稷下学宫的些许文化地理信息(线索)。下图是齐国主要城邑的分布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黄海、青岛、大小珠山、齐长城、稷下学宫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

这两幅图都引自《齐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张光明著,齐鲁书社,2004),这部书还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齐国故城有多达十三个城门,而不是如同一时期鲁国宫城那样方方正正的四门十字?(见下图,引自张锐:《周代宫城制度中庙社朝寝的布局辨析》,载《历史研究》)其实,根据《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所载的考古发现,鲁国故城共有11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

距考古发掘报告绘制的鲁国故城图

春秋时期鲁国宫城的复原推想方案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城池才会有十三座左右的城门呢?
让我们从《考工记》中寻找这个问题的蛛丝马迹。
《考工记图说》(戴吾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的作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作者为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今天所见《考工记》踟躇的意思,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周礼》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刘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沈玉琼,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总之,《考工记》可以看作是汉代整理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科技文化百科全书。《考工记》说,九经九纬十二门,是自古王城的不二法式文登之窗,可见齐国故城的格局,是对古代王城规制的最好继承,这一传统在以黄老之学治国的汉代,更是被发扬光大了。


关于稷下学宫的一些办学细节,最早也只能从《史记》([西汉]公元前109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著)中的《田敬仲完世家》略知一二:
“十八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zōu yǎn)、淳(chún)于髡(kūn)、田骈(pián)、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中论》([东汉(25年- 220年)] 徐干著)中的《亡国》篇说:
“乃有远求而不用之者,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轲之徒皆游于齐;楚春申君亦好宾客,敬待豪杰,四方并集,食客盈馆,且聘荀卿,置诸兰陵。然齐不益强,黄歇遇难,不用故也。”由此可一窥稷下学宫的风采。
《风俗通义》([东汉] 190年-200年)《穷通》目下的《孙况》一文,可与此说参照互证。这里的孙况,即荀况,荀子,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而以孙代荀。文中说他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而“三为祭酒”——“孙况,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襄王时,而孙卿最为老师。齐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游赵,应聘于秦。”
到了北宋仁宗嘉裕年间(约1061年),身为朝廷谏官的司马光为谏朝廷尚贤任能,写下 《稷下赋》(《温公文集卷四十三》):
“齐王乐五帝之风,嘉三王之茂,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于是筑钜(jù,大,钢,坚固)馆,临康衢(kāng qú,四通八达的大道,要道),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美矣哉危城百度云!高门横闶(kāng,高大的空廊),夏(大)屋长檐,樽(zūn,酒具)杳(yǎo,无,深幽)鹘(gǔ,鸟)啵(bo),几杖清严。尔乃杂佩华缨,净冠素履,端居危坐,规行矩止。相与奋髯(rán,两腮胡须)横议,投袂(mèi,衣袖)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戴云霞。树同拔异,辨是分非,荣誉樵(qiáo,柴,散木)株,为之蓊蔚(草木茂盛),訾(zī,估量;zǐ非议)毁美,化为瑕疵。譬若兰芝(zhǐ,香草)蒿莎,布于云梦之如(沮如jù rù,低湿之地);鸿鹄秋鸟仓鸟,鼓舞于渤獬(xiè zhì,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之涯。
于是齐王沛然来游,欣然自喜,谓稷下之富,尽海内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进而称曰:吾王辟仁义之涂,殖诗书之林,安人之虑广,致治之意深。然而诸侯未服,四邻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术之浅薄,未足以称王之用心故也。
王曰:先生之责寡人深矣。愿卒闻之。对曰:臣闻之,王卡乱玉,鱼目间珠。泥沙涨者,其泉;莨秀茂者,其谷芜。网者弃网而失序,行者多岐而丧途。今是非一概,邪正同区。异端角进,大道羁孤,何以齐踪于夏商,继轸(zhěn,古车横木)于唐虞。诚能扑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礼,践大圣之规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妨校,谗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饱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虏。使臣饭梁啮肥,而餐骄君之禄,不若荷锄秉耒,而为尧舜之徒。惜夫,美食华衣,高堂闲室,凤藻鸱(chī)义,豹文麋(mí)质。诵无用之言,费难得之日。民未治不与其忧,国将危不知其失。臣窃以大王,为徒慕养贤之名,而未睹用贤之实也己。”
有必要警醒的是,司马光作为历史上保守派的儒家代表人物,从来就与开放多元的改革势不两立,他在《奏弹王安石表》中坦言:“食君禄者模拟铲土车,必轻身而为国。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盖老,寒署之不可同时”,他对黄老之学及老庄之说更是义愤填膺。
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制度化时期,在司马光掌权之前,科举考试的命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说,也涉及老庄之书,这多少有些稷下学宫的遗风。但这被司马光认为有害于国家,于是在神宗初年上《论风俗札子》,他说: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满高奇之论,喜诵老芜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间谍鼠。……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谕性命,乃至流荡忘返,迷入老庄,纵虚气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宫,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倾城萱王妃。……将来程试若有僻经妄说共言涉老庄者,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庶几不至疑。
同样,《稷下赋》作为捍卫独尊儒家传统的谏讽文学,可谓煞费苦心,一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之类汉赋的惯用手法,先扬是为了后抑,先褒而后贬,先浓墨重彩,极力从正面铺排夸张稷下之学的咨肆汪洋,然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这种咨肆汪洋的自由气象,却成了反面教材。在作者也是进谏者司马光看来,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恰如历史上东西京都的奢靡浮华,徒有其大波利斯卡,最终为天下大乱埋下了祸根。
所以,对于《稷下赋》中有关学宫规模“筑钜馆,临康衢”之类的溢美之词,有必要谨慎看待,不可全信,不可引以为傲。
遗憾的是,我们许多赞美稷下学宫的善人,最喜欢援引的史料,就是这篇讥讽之作。

不幸的是,稷下学宫的规划格局和建筑样式,如同当年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一样,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后人无从可考。我们今天能够寻访到的,只有一片正在城市化的农田和据说是柏拉图手种下的那颗和平的橄榄树……

如果说,1000多年后的拉斐尔,艺术地复活了雅典学园;那么,中国的稷下学宫有没有这种被复活的可能性呢?所幸的是,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大学的来龙去脉,就很有可能推演出稷下学宫的基本形制和规划设计原理。

这几张照片是我在考察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遗址(Academy)时拍摄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我和柏拉图纪念馆的学者们合影时,恭敬地退到了头上一组几何模型后面。据说,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其实,被神化为“阿波罗之子”的柏拉图的真实想法是:几何是上帝造物的法则。

在这些几何模型下面,是英文和希腊文的“勇气”,它是 Aristotle andPlato 推崇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人的四种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之一(temperance 节制 , wisdom 智慧 , justice 公正 , and courage 勇气 ,或者prudence,坚毅),此外还有 piety 虔诚 ,liberality 宽容、prudence 审慎)等。在古希腊哲学家这里,只有依靠具备这些全部美德的公民,理想国才能实现它的两大立国理想:公正和幸福,而作为理想国大学的柏拉图学园,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这样的美德公民——他们懂得如何像上帝(神)那样用数学(几何)音乐般的和谐,构建智慧理性的美好乐土。
众所周知,有着与雅典柏拉图学园同样理想的中国古代的大学,发轫于夏,形成于殷,完备于周,起初是专属于天子及其贵族子弟的学校,天子大,其学也大,故有大学(太学)之名。不同的朝代,对大学的称谓各不相同。
《孟子?滕文公上》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xiáng)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礼记》[战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又名《小戴礼记》]的《王制》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又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痈(pì yōng),诸侯曰頖(pàn,泮)宫。”
由此可得知,为什么齐侯的稷下学宫以“宫”为校名,且地点一定是在郊外。
《大戴礼记》([东汉] 100年-200年,又名《大戴记》,《大戴礼》)中的《明堂》也说:“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到了西周,天子的大学,演变为“五学”,即王城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各有一个校区。《大戴礼记》的《保傅》说:
“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有注疏者说,这五方五学,各有其特定的名称:中为辟雍 ,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
到了今天,这些古代天子和诸侯的大学曾用名,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现代的大学沿用,例如韩国就有一所大学名为“成均馆”,以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功,的确当之无愧。
综合各种相关史料,成均或者瞽宗,庠序或者辟雍,泮宫或者学宫,所有这些古代大学的名称,无论怎样随时代变化,它们的形制,都一脉相承,严格依照据说是黄帝创设的“明堂”而有所创新。
那么,什么是明堂呢?
这个问题可以首先请出孟子( [战国] 公元前 340 年-公元前 250 年) 来作答——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enkei,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在孟子这里,明堂被定义为“王者之堂”,具体而言,是行仁政的王者之堂。换言之,如果一个帝王不行仁政,就不够资格称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治者而已;与此相应,一个不行仁政的统治者的殿堂,就不够资格称之为明堂。可见,在孟子而言,明堂并非专属于天子,而是专属于行王道的天子。那么,孟子的这一说法有什么历史依据呢?弘扬王道的明堂,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明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礼记?明堂位》[战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说: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zuò,大堂前的东西台阶)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cài,王畿之外的九畿)之国,应门(正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四方藩卫的国家),世告至(天子新老交替为一世;世告至:只在新王即位时通知藩王们来朝)。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可见,在周公这里,“明堂”像是一座宏大的邦联国际礼堂,更像是天下来朝的检阅广场。所谓“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强孩纳,有点像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向他高呼万岁的红卫兵,既是一种治理天下的政治行为,也是一种教化天下的教育方式,或者准确地说,是“以教治天下”。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这样的明堂,的的确确是被天子用作教化的“大学”;那么,它就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国际化”大学。
无论怎样,明堂的确是集“天下五大教”——孝、弟、德、养、臣于一体的“天下大教”。《礼记》的《祭义》说:“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jí,藉田。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礼记》),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这一说法,也同样见于《礼记》中的《乐记》。
以今天的大学教育来看,这“天下五大教”,可说是明堂作为“天下大学”的五大重点学科和基本功能:
第一,祭祀祖宗——以敬畏之孝,继承传统;(历史)
第二,礼敬长者——以礼法之弟,模范榜样;(伦理)
第三,崇拜先贤——以明明之德,增长智慧;(哲学)
第四,授民以鱼——以农耕之养,传授技能;(科技)
第五,安邦天下——以朝觐之规,构建秩序。(政治)
作为大学的教育方式,在明堂之位的天子,以身示范,是诸侯的老师,而这些诸侯又是百姓的老师,在这样的天下政教体系中,可以说,人人都以帝王为师,尽管人人不必为了成为帝王而师法帝王。这里隐含有一个古代帝王的合法性逻辑——什么是帝王?或者说,帝王的职责是什么?答案再明了不过了:帝王是人民的表率,或者说,帝王乃民之师,仅此而已。
的确,按照中国古代哲人的逻辑,帝王作为天之骄子,天生注定了要为民之师;但是,这种注定了要“教化天下”的使命,能保证帝王天生就可以合格地为民之师吗?这是一个需要人们世世代代叩问的天大的问题。
幸运的是突围行动,古代哲人在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明确无误的答案:天子并非天生完人,他们必须通过一生的不断学习,才有资格担当起“教化天下”的使命。这也就是说,作为民之师的天子,首先要是,同时也是一个好学生。那么,天子以谁为师呢张铁生?或者说,谁有资格能够成为帝王师呢?
《大戴礼记》([东汉]100年-200年)中的《保傅》是这样说的:
“明堂之位曰:笃(dǔ 厚,行)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jié,通洁,修身)廉而切(垦切,急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bì,辅佐);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jǐ,给捷:口才敏捷)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yì,散失)也。”
这段话告诉我们——
一、天子必须具备“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的学习态度;
二、天子学习的大学课程有四:导道、充志、弼过、承失;
三、天子的四位老师,作为帝王师,必须具有的学识和品德,相应也包括四个方面:应而不穷,诚立敢断,絜廉切直,博闻强记。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所谓“明堂”,既是“天子(的)大学”又是“天下(的)大学”。天子既是大学的老师,也是大学的学生。
那么,这样一所至少可以有五个校区的国际化大学的“明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换言之,它需要以一种什么的空间布局和建筑结构,才能承载如此神圣非凡又如此博大精深的“大学之道”呢?
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谜。即便是至圣先师的孔子,也似乎未得其详。
《孔子家语》([汉(公元前206年-220年)])中的《观周》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南宫敬叔到了周都城——
“问礼于老聃(dān,而大而长),访乐于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