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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世雷皇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华学论坛

作者:admin 2017-11-06

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华学论坛
揽镜自鉴: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葛兆光
引 言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非常荣幸今天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来做这场报告。我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可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要跟大家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仅仅靠中国文献来解释中国,是不是就已经足够?
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单向的对象。你也想看后脑勺怎么办呢?你要想看侧面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提倡一个用更多面镜子认识的方法,不仅仅是用一个同一的“西方”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周边那些文化,文化共同体,文化国家,文化民族,也有可能成为跟我们互相作为镜像来认识的一面镜子。有人说,那些什么朝鲜、日本啊,过去不是汉字文化圈的吗?我们中国人会有一个想象和印象,就是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以前不都受我们汉唐文化影响吗?大家千万别那么想。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差异,不见得就比法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小。尤其是在近代,在十七世纪以后,大家在文化上越来越分道扬镳,实际上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越来越厉害的。尽管它们也许曾经共享过个一个传统,曾经都受过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异,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当我们用那个相对来说似0乎很小的差别,来仔细地比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细部特征。
可是呢,在我们今天学术界,能够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固执偏见、也能够跳出仅仅用西方来透视中国的简单模式的人,还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通过周边,通过周边所保留的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来认识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

这些文献有哪些价值?
当我们去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越来越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外面的这些资料太有用了。当我认真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觉得很震惊。这个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它非常的多。刚才说到《韩国历代文集丛刊》3000册,《燕行录全集》106册。可是还没说越南和日本呢,越南汉文文献不少呀,日本的《唐通事会所日录》也不少,描述清代初期中国情报的《华夷变态》也好几千页,这些都是零星一小角,如果你看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史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关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在长崎保留的日本官员对中国船员、中国商人的讯问记录,就有好大一堆啊。
大家都知道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现在意大利的历史学者,常常会运用审讯文书来做很细的研究,比如说《蒙塔尤》、《奶酪与虫》这些名著。如果我们善于使用,也可以找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来呀。比如,日本当时对来日本的中国船主和商人都做讯问,像每一条船带了什么东西、有多少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出生在哪里、籍贯在哪里,都记录下来。此外,他们还会问各种问题,它有很多常问的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左到军事、右到经济,什么都有。这些资料反过来就是了解中国的好东西啊。当然,那个时代日本、朝鲜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记录,有很多见闻,也有很多记忆,也有很多想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彼此开始隔绝了。大家都知道,十六世纪末期,就是在丰臣秀吉打到朝鲜以后,中国、日本之间就彼此在文化上隔绝得很厉害,互相也没有信任了。而十七世纪中叶,在满族占领了整个中国以后,朝鲜尽管还按照规矩朝贡,但是在文化上也跟中国有很多隔阂,所以对中国有很多想象和偏见,那些资料里面不完全是见闻和实录。
我跟大家讲几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提倡穿汉服吗?当然现在所谓汉服并不是汉代服装,而那个时候的朝鲜和日本文人和官员最主张的是大明衣冠。像朝鲜使者一到中国来,就讽刺中国的汉族文化人,说你们都变成蛮夷了嘛,身上穿的是野蛮人的满清衣服,反过来,虽然我们本是蛮夷,生活在文明边缘,可是现在我们身上是大明衣冠,所以,真正的中华文化已经转移到我们这儿了,你们那儿是“明以后无中国”,我们这儿却“应是小中华”,文化观念已经变了,对中国的观察就会有偏见和想象。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江南女子季文兰的传说。季文兰在传说中是江南女子,被满人把她的丈夫杀掉了,然后把季文兰从南方掳到沈阳。在路经北京附近丰润县的榛子店的时候,季文兰就在墙上题了一首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日本汉文文献《华夷变态》,是清代前期日本长崎官员对中国人的询问记录。这件事情在朝鲜人的文集和《燕行录》里面被提过几百次,有好多首唱和诗,每个朝鲜朝贡使者经过榛子店的时候,都在这儿发感慨,为她掬一把辛酸泪。这个事情暗含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家仇国恨”,意思是满清的野蛮人把汉族的文明人打败了以后,连江南秀才之妻也被掳走为奴了。传说越来越厉害,就出现了很多想象达贝妮微博。可是,这件事儿是子虚乌有,压根儿就是想象。为什么?这件事据诗下面的小序,是发生在戊午正月二十一日,可戊午这一年并不是明清易代的时段,如果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戊午,满清军队打不到江南去,甚至连北京都打不到。实际上,这个戊午是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的时候,而季文兰的丈夫应当是吴三桂部下。朝鲜人知道不知道?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个美丽的误会。但是尽管如此,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是不断出现对季文兰的想象和唱和,把她想象成家破国亡的故事主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朝鲜人对清帝国是怎么样想象和理解的。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764年的日本,朝鲜通信使到江户祝贺德川家第十代将军继承职位,在归国途中经过大阪,有一个翻译铃木传藏把通信使属官崔天宗杀死了。过了若干天,铃木传藏被捕处死薄巧慧。这个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杀人偿命,特别之处只是杀的是外国人。可是,这件事情在日本很多文学资料里面被想象和改造,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传说被杀的崔天宗在日本曾跟遊女交往,后来崔天宗回国,而日本游女生下了孩子,崔天宗回国后,由于老婆跟外甥私通,合谋把他杀了,他的外甥还冒名崔天宗当了通信使属官,若干年后再到日本。但这时崔天宗跟日本游女的孩子长大了,就是铃木传藏,为了给父亲报仇,他把冒名顶替崔天宗的外甥给杀了。大家看,这件事情无非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可是,这件事情在日本广泛流传,为什么呢?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就指出它跟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跟中国有关的故事可以对比,就是“国姓爷合战”的故事。日本人之所以会对郑成功和铃木传藏有兴趣,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母亲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学通过这两个故事表达的意思是,日本的孩子才会有复仇的决心和付诸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家仇还是国恨。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偏见不能去除的时候,日本人和朝鲜人对中国的记载里面,就会有很多是想象,在这些想象背后,可以看到保留在他们心中对于中国的一些认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汉唐时代,而是明清时代了,朝鲜和日本带有偏见在想象和观察中国。当然,更多的不是想象,是实实在在的资料。我们知道,中国史书的记载,因为有时代的忌讳,也有传统的观念,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记、或者被删掉,逐渐使得中国历史被观念重铸了一个脉络和图像。可是旁观者清,当时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到中国来,他看到很多他觉得有趣的东西,他就会记录,这些东西可能中国人就不记录。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很多演皇上的清宫戏,你们也可以从各种画册里面找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些帝王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很少看到直接、生动地描述皇帝长什么样儿的。
可是,我们在《燕行录》里面看到不少,因为他们是朝贡使,他们在正月初一的时候要面见皇上,他们就会记,可是,他们又没有忌讳,所以他们记得很真切。比如说康熙,就说他“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而道光,他们会说道光皇帝长的很丑,说牙都掉了好几颗了,“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像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在史料上不大容易看见。又比如,如果有兴趣研究东亚的近代史,也可以从日本人、朝鲜人的记载中找到很多资料。像朝鲜有郑健朝的《北楂谈草》,金允植的《天津谈草》,这都是他们和很有名的中国官员的对话笔谈记录,我们可以很惊诧的看到,当时的李鸿章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态度,看到朝鲜人跟许其光、周玉山、刘芗林、马建忠、徐建寅、罗丰禄这些当时很重要的人物关于国际关系的对话。在异域记载中,有很多可以补充历史的细节,有些历史细节我们也曾经看到,可是他们记的,跟我们的可能不一样。
也许能够帮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我们现在谈论“现代性”,在中国历史里找呀找,可是这些所谓“现代性”的现象在清代很多,比如说,人的自然生死可以平静面对泰然处之,这可能是现代人的理性观念,宗教信仰应当多元化,这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表现,男女之间可以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性态度,商人和市场的普遍和地位提高,这也是现代的表现,可这四样东西在清代好像都非常普遍,以后见之明来说,它都是进步。可是,看日本人和朝鲜人的记录,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这四样现象表明,中国是彻底堕落了,文明沦丧了,传统断绝了,他们最看不惯的是,第一是丧礼用乐,第二是当时中国崇拜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佛陀和关公,第三是男女无别,内外之分相对来说不严格,第四是经商之风大盛大魔神卡农。如果按照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来看,也许要说满清王朝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性”啊,可是呢,用朝鲜人和日本人的观念来看,这就是汉唐中国的灭亡,汉唐中国文化的沦丧。
历史上的有些细节很有趣的。最近,周振鹤教授作了一个有关中国船只到日本去所携带(持渡)书的研究,如果你注意到中国船当时到日本去,带了什么书,什么书好卖,日本人需要什么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刻书业为得到利润刻什么书,而日本受到什么中国书的影响。这是很有趣的细节,我们做思想史、文化史的人,特别有兴趣的还有在日本、朝鲜的文献里面,到底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和学术风气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朝鲜人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北京琉璃厂十几家书店卖的书,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学术风气是不是在悄悄发生变化。虽然官方还在拿程朱理学来考学生,可是在琉璃厂买不到程朱理学的书。有一个朝鲜人跑来跟纪晓岚讲,说托你买点程朱理学的书,纪晓岚讲,近来风气都变了,都重《说文》、《尔雅》之学,你要的那些书,北京买不着,还得派人到江南去给你买。可是,我们又接着提个问题,江南不是流行考据学的吗?为什么江南能买的到呢?如果把朝鲜人详细抄的书单子拿来对勘,你就会看到北京琉璃厂卖的书是不一样了,从那时候热销的书是什么,不也可以看到一个学术风气在变化吗?

还有人物。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思想学术史,常常需要知道一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可是,过去的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都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他们开列给我们的,我们习惯地接受这种重要人物的清单,可是,你要看当时的朝鲜人在北京跟普通文人聊天的记载,你可能想不到那时候一般文人崇拜的文化领袖是谁,比如在道光年间文坛上,北京的文人告诉他们,成都的周向善、云南的汪坚很有名,而领袖人物是孙玉庭、汪廷珍,因为他们“位至卿宰,主当世之文柄”,下面则是有四大名人,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可是除了陈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会提到这些人吗?但是从朝鲜人的记载看,当时他们确实是名人,如果回过头来,重新通过当时的眼睛看当时的风尚,也许图景会不一样,当我们重新追溯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描述,常常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用那时的眼睛来看,当时的眼睛也许是客观的,特别是当时异域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些资料。
总的来说,日本、朝鲜以及越南保存的这些史料的意义,首先,就是让被删减、遗忘的历史复活,其次,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再看到鲜活的具体的历史场景,给我们补充很多历史的细节,最后,是给我们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这一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做。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资料始终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中国学界对这些东西的关注为什么始终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的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几年到日本、韩国去过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重要杂志,叫做《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等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16k小说网。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像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较量”。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槛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刘仁英,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作研究牙癌,有个天生不足,他看中国书很慢,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的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一个裁判手下,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凤凰语文论坛,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当然,将来这方面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它在学术史上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我要接着讲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领域,也许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有个很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对于学术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高铁风云录。第一次,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昕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关注到满汉之外的异族历史地理和文化,包括像张穆、徐松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族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所谓的三夷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交通的地理问题艾特早教论坛,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天竺、贵霜、大秦这样的一些异国、他族、以及宗教和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寅恪先生讲这叫“预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古、朝鲜、越南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老实说,我是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在关心社会上面,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汪玲露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复印似地在生产所谓“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一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
最后的话
最后,我要讲一点感想。自从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东亚,各个文化区域和群体,慢慢地偏见和距离越来越大,彼此开始产生很多傲慢,也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在寻找对方身上的那个瑕疵。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面想象对方的瑕疵,一面在涂抹自己的油彩,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文化正宗,变成是一个文化上屹立不摇的中心。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看到皮囊之下,在彼此这样观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多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在这种彼此观看中,在互相用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彼此身上细部的问题。所以,彼此作为镜子是很重要的父子骑驴,中国不仅仅是需要西方一面镜子,可能还需要东方的好多面镜子。只有这样多面镜子交互照,你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
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膜才能成为镜子的,恰恰就是他们对我们有偏见,他们对我们有歧视,他们要记载我们身上的种种缺陷,才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所以,现在流行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历史文献,这不是对我们都挺好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起镜子来照自己,而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提问: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觉得从西方看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有什么不同?请谈一下您的感受。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要说明两点,就是说,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视角,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镜子。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因为它的异质性特别强,所以,它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细部,我们还是通过“周边”这些跟我们的文化似乎曾经很像,似乎曾经在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人的角度来看,才能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看清细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方人看中国,比如说像马嘎尔尼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在观念中已经基本上处在对峙状态了,这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异质感受就特别强。比如,他们不像朝鲜,朝鲜人说我们“本是同根生”,只是现在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注意到的,跟西方人注意到的文化变化是很不一样的。当然,马嘎尔尼使团时代,我建议你看最近台湾新竹黄一农先生的论述,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扩大一点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变化很大。马嘎尔尼不能代表当时的欧洲,因为他是一个使团的官员和首脑,当时欧洲人已经对中国的看法处在转变之中,但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他们对“异域”和“异文化”的感受上。
提问:葛先生您好!中国史书很多都是官方记载,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忌讳,当然也有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其中。这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从客观的角度,对它进行补充。您今天提到的诸如自朝鲜、日本、越南等异域的史料,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补充闫肖锋。但是,这些史料中,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些文化对于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它也有它的主观性,也有它的偏见与傲慢。那么,在恢复您提到的被删减、遗忘的历史,也就是让这些历史复活的过程中,在这两种偏见,即在中国官方史书的偏见与外国其他资料的偏见中,究竟该做怎样的取舍?该秉承什么原则呢?谢谢。
回答: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很有道理的回答。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第一个是“见闻”。见闻基本上是当时的实录,他看到什么就记下来。比如说,看到正阳门外的戏院,戏院里面的座位,座位留给谁,一个座位多少钱,旁边卖瓜子、小吃的人是怎么样。这个是见闻,我们可以相信它。但第二词是“记忆”。记忆跟见闻就有差别了。因为记忆是事后的判断,而且记忆里面又受到原来记忆的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在日本、朝鲜文献里面,看到很多讲大明帝国如何好(的记载)。可是,这个记忆是有问题的,已经染上了他主观想象的成分了。其实在当时的记载里面,也有很多是讲万历、崇祯年间如何混乱和腐败的。
比如说,使节来北京的时候,要见什么人,还要送银子送东西。当时,中国人最喜欢朝鲜三样东西:扇子、人参、高丽纸。都得送啊。送了贿赂,然后心里就气得不得了。可见当时对大明帝国的见闻、印象可能很不好。可是等到大清帝国取代大明帝国,在他的记忆里面大明帝国就变得很好了,好像是理想世界、文明大本营了。这是事后的记忆,记忆是会出问题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对的,有错的。第三个词是“想象”,甚至是带有偏见的想象。这主要是因为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朝鲜,包括安南,对中国的满清王朝怀有偏见。其中,和中国最接近的朝鲜人,偏见最多。因为朝鲜人恨满清人,为什么呢?因为满清征朝鲜,签了城下之盟,使他们感到很屈辱,比如,在朝鲜汉江边儿上有一块“三田渡碑”,就是大清皇帝功德碑。这个碑(文)里面有一段话,说:“来,朕全尔;否,屠之”。就是说,来(投降)我就让你活,你不来投降,我就杀了你。这个“三田渡纪功碑”在朝鲜人心目中是耻辱,所以,那时的朝鲜人一方面感恩万历皇帝,一方面恨皇太极,一直到光绪年间,还有人记这是崇祯后多少多少年嘛。
所以音乐奇侠,他记载满清的事儿的时候,有时是带有偏见的,是带着那种偏见在想象。比如,他想象很多中国的汉人在戏台上保留大汉衣冠,是为了启发历史记忆,引起后代的汉族人反对满清。这都是他的想象啊。又比如说,蓟州城外(就是在北京附近)有一座山,他们传说,山上供的是杨贵妃,山下供的是安禄山。他就想象,中国人已经没有是非,真是无耻了,这两个明明是使大唐帝国崩溃的两个坏人,像这样的人你都祭祀他,异世雷皇真是道德沦丧。山下有两个石头人,被绑在那里跪着,他们又想象,还是有有良心的汉族人呀,这是让杨贵妃和安禄山受历史审判呀。其实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水浒传》里面石秀杀的那个奸夫淫妇,不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他们就是这样想象的。所以,我就说有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个要仔细鉴别,也要有同情地了解。但是,中国的官方记载,它的删改、它的扭曲,不是在这个方面,常常是政治因素比较多。就是说,由于政治的忌讳,它有删改。还有呢,就是受到中国人对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重大的历史的观念影响,它要记载的是重大的历史,是它认为重大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它跟朝鲜、日本文献中的想象、扭曲、删改、遗忘,方向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分的。
提问:葛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演讲。我的提问可能无关宏旨,只是针对您演讲中的一段评论提一个问题。您在演讲当中,对当前我们国家文史学科的发展表示了一些担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您认为对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文史学者作出的反应不够,即便是作出的一些反应,您也是很有保留的。那么,我想问的是:文史学界对于社会关注的问题作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是说通过文史传统证明这些问题不足为奇、古已有之,还是能够提出一种价值评判的立场或其他?正如一个哲学家曾经讲过,哲学存在之所以能引起公众这么大的热情,就在于它能对现实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所以它才不至于消亡。您是不是也认为:文史学界如不能对现实做出自己的反应的话,那么,它的存在是不是也需要得到质疑呢?谢谢。
回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重要,我的回答可能只是一个局部回答。第一,我觉得文史领域的学者,对于公众问题的回应,有一些分寸。
首先,它不应该越出学术的范围,这是谨守本分。就是说,首先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以学术的方式来回应。这是第一。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要远距离关怀,而不是近距离的肉搏。这是第一。
第二,当你有余力,当你有其他的力量,在做学问的时间之外,你应该去回应。这就是我们这批人,包括我跟孙老师年纪的这一代人,为什么常常会用两支笔写文章的原因。一支笔写学术文章,一支笔写文化评论或者说社会评论,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我是很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文化评论方面,我不要假装你是学术,或者你不要在学术里面又掺了很多社会评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有余力的话,你应该关心社会,介入公众问题。
第三,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介入社会,去回应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希望你的回应得到大家的关注,而去扭曲了你自己的本意。我觉得呢,现在文化界的人常常为了迎合传媒的需要,在回应公众问题的时候,常常采用的是哗众取宠的方式,那不是办法。所以,我们这批人,说老实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人,其实,你说我们不想回应现代这个社会的问题吗?很想回应。但我总不太希望,就像过去的“影射史学”一样,把学术跟社会、政治混成一块儿。
文史学界是不是能够回应一些问题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回应问题的方式得注意。
提问:葛先生,您好。您提到中国与日本文化上已经有很大不同。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近代化走的路完全不同,结果差异也非常大。两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它对近代化选择的道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大。我也只能就我所知道,或者我所关心的领域,去做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的文化。用我们一个熟悉的比喻说,中国文化常常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日本的文化,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它上层文化受汉唐的影响,但它下层文化即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那个生活层面的影响,它不具备很强的系统性和主体性。所以,你看,在晚明,当西方文明进入东方的时候,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天文学、数学,对不对好德便利店?还有地理学。为什么关心天文学第一?是因为它要从整体从宇宙论那里得一个系统解释。可是日本呢,恰恰因为它没有这种主体性,外面的知识来了就可以用。所以,日本在“兰学”时代,它流行和最被日本人接受的是航海学、本草学、解剖学、医学。
所以,日本很多重要人物,很多是医学家出身。这个文化整体性、主体性有没有,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可以很容易地说,你来什么我就照单全收;中国人不,我还得想一想“体”和“用”能不能沟通,然后咱们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从天文到数学是不是有个完美的体系,你不解释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就有差距吕青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和日本还有一个差距。中国的君主专制笼罩性非常强。整个中国的政治同一性,被君主控制得非常厉害。可是日本,你知道,各个地方的大名、将军,天皇没什么权力的。所以,它呢,在政治权力的方面,它很容易就有空间,然后进行改革。

再说第三个。中国的下层社会,下层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和对文化的看法,实际上跟上层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可是,日本的上层社会的文化跟下层社会的文化的分离性很强。所以,这个它也有空间。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面,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过去日本社会接受朱子学,觉得社会、天理、人是一体的,但是,当日本的古学家起来了以后,天理跟社会分开了,天理管不着社会,社会自成系统,自己就可以改变,它不需要天理的约束,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你天不变,我道也可以变了,我这个社会也可以变了。接下来,国学一起来,“去中国化”,跟你中国文化再分离,传统的那个上层精英文化就不再有那个强烈的笼罩性,也不成为主流的文化,这时候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所以,我想呢,中国跟日本的近代化的途径不同、结果不同,可能原因非常非常多,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想到的就是这样。
提问:您精彩的演讲,给了我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应该把西方的镜子和中国周边的镜子结合成一个立体镜,既可以研究中国的大端,又可以见其细节。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把西方和中国的周边更好结合在一起?谢谢。
回答:其实我觉得,国学也好仙河吧,文史之学也好,所做的事情用一个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认识中国,或者说重建中国的自我认识。那么,中国仅仅靠中国自己来认识自己。就像我开始讲的那样,你自己没有对立面,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可能找到多面镜子,包括西方这面镜子,也包括周边,比如说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些镜子,这并不矛盾。我倒是觉得,在寻找多面镜子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中国自己的主体意识。比较,可能有多种方法,但是比较的结果是要你自己体会和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判断,你不可能有比较后的自我认识。
大体上说,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跟我们文化传统差异性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借用西方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比较整体的差异,了解中国文化比较明显的特征。我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通过朝鲜、日本、越南的史料,来看看,在他们眼中,原来和他们同出一个汉字文化传统的中国是怎么变化的,这些变化如何使中国和它们之间渐渐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观察和描述,了解这么一些国家和文化群体,彼此之间会生出什么一些差异,这些看上去细微的差异,说明在我们跟西方有巨大差异的同时,跟这些周边的文化差异也逐渐地扩大。正是因为这些扩大,中国文化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比较的话,中国文化的边境和轮廓你反而描述不清楚,因为你可能跟朝鲜文化、跟日本文化混成一团了。
有很多人总以为,中国跟东亚特别是日本、朝鲜,好像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好像都差不多的,而且大家都用汉字、都信仰儒家和佛教,都用汉唐法律传统啊。其实,至少在近世越来越不一样,在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恰恰慢慢能够定位叫做“中国文化”的文化到底是个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好像在中国学界还没有成为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是“中国”仿佛天经地义,不必多虑,可是,现在有人要提出什么是中国,你该怎么界定?如果你有“周边”这些资源,又有一个“西方”作为对照,就好像有了边界和他者一样,我觉得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一点。
好,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学。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
文章来源:
中国民俗学网,2010-10-13
[2]2018-8-5,作者赐稿“华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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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甘肃古陶与中华起源征文暨考察启事_中国传统文化社区_才府 https://sns.91ddcc.com/t/180945;国庆长假,相约天水伏羲庙
甘肃古陶,分为素陶、彩陶、过渡陶三种,是黄河文明在三皇五帝时代的代表作。天水(大地湾文化命名地、女娲伏羲故里)、临洮(马家窑文化命名地,马家窑文化在时空上与炎黄接近)、临夏(齐家文化命名地、大禹故里),代表着甘肃古陶的兴起、繁盛、衰落,浓缩着一部中华起源史,证实了从女娲伏羲开始的上万年中华文明史。

(“华学”创始人——饶宗颐先生)




(天水市伏羲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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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古陶)




(齐家文化古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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